摘要：作者简介陈思涵中山大学本科生，已保研至复旦大学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美国时间2022年1月24日，最高法院宣布同意审理有关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是否在招生中存在种族歧视的诉讼案，再次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平权问题带入公众视线。美国平权运动（...
作者简介
陈思涵
中山大学本科生，已保研至复旦大学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美国时间2022年1月24日，最高法院宣布同意审理有关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是否在招生中存在种族歧视的诉讼案，再次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平权问题带入公众视线。美国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涉及的领域众多，但高等教育领域不同派别和团体围绕种族平等问题的斗争十分突出，长期以来都是平权运动的关键战场。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美国平权运动的发展历史，接着重点分析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关于种族平等问题的斗争，再尝试对其背后隐含的平权运动破解困境作一思考。
图片：2018年，波士顿的示威者支持一项指控哈佛大学在录取决定中歧视亚裔美国人的诉讼 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美国的平权运动正式发起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指积极改善受歧视群体成员的就业、教育和其他机会的一系列补偿性措施，旨在纠正少数族裔、妇女和其他群体成员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消除围绕种族、性别、肤色等产生的歧视。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发布了第10925号行政命令，实施了美国第一项官方的平权运动措施，要求政府承包商在雇佣中“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或国籍”。1964年《民权法案》规定禁止在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项目与活动中以及在雇佣时基于种族、肤色、国籍等的歧视行为。1965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颁布了第11246号行政命令，为政府签约机构引入了更为严格和具体的反歧视标准，这也被视为美国广泛开展平权运动的开端。1967年，约翰逊总统修订了第11246号行政命令，纳入了防止歧视妇女的保护措施。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颁布了许多涉及教育领域的反歧视法，如1972年《教育修正案》禁止性别歧视；1973年《康复法》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1975年《年龄歧视法》禁止年龄歧视等，这些法律由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专门执行。简言之，美国平权运动认为按种族或族裔划分人民是违宪的，宪法应该是“色盲的”（colorblind），所有美国人都应当被视为独立的个体。
图片：2012年10月10日，支持大学招生多元化的抗议者在美国最高法院前举标语 来源：CNN
从上述立法议程可以发现，就业和教育是美国平权运动最为重视的两个领域。20世纪60至80年代也被视为美国平权运动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政策核心是优待受歧视的少数群体，以群体补偿的方式推动其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这种以强行融合为主的平权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象征性种族主义等问题，美国政府和社会自70年代末期开始了对平权运动的反思。此后，美国的平权运动在多种争论中曲折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就业和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也逐渐出现了分化。早期的行政命令和其后各类立法措施在劳动力市场的平权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各项就业平权配套政策也比较完善。相比之下，虽然针对不同教育阶段的平权立法获得了长足发展，但美国政府从未发布过专门监管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联邦政策，最高法院也频繁介入该领域有关平权运动的审查。此外，尽管自1978年以来，美国高校已被禁止使用明确的种族配额制或设定辅助条件，但在筛选申请者或奖学金候选人时仍将种族特征视为“有利因素”。这都为后来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复杂斗争埋下了种子。
（一）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种族平等问题的观念之争
平权运动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主要基于历史考量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观念转变。一方面，历史上，非裔和西班牙裔/拉丁裔等少数族裔学生在美国高校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中产或上层阶级家庭的白人新教徒学生，二十余个州在法律上强制实施种族隔离教育，许多南方学院和大学仍实施种族隔离政策。1960年，北方学院和大学中的黑人学生也只占总人数的2%，而且往往越有声望的学校，黑人学生越少，这些现象逐渐引起了美国社会的重视。另一方面，许多高校逐渐将平权运动视作其使命的一部分，美国的法律先例也赋予了高校足够的自由和灵活性来创建多元化校园社区。进入70年代，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主动接受平权运动，并自愿从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中招收学生，“种族偏好”逐渐在高校招生中成为常态和惯例。
可以说，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实质是要求高校在招生过程行使基于种族的“优先权”，即在录取时优先考虑代表性明显不足的少数族裔，甚至在招生过程中将少数族裔身份视为“加分项”来对其进行补偿。但这种高度依赖“种族意识偏好”的招生方式引起了许多争议，种族平等问题也就自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斗争的核心所在。
图片：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在大学适龄人口中所占比例有所增加，但其在严格筛选的公立大学中的代表性仍然严重不足
来源：Georgetown University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 Force
从观念层面来看，美国平权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围绕高等教育领域多元化目标的合法性和资源配置问题展开了争论。多元化是支持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平权运动的观点的核心。支持者认为，多元化的校园环境可以推动学生和教育的健康发展；能够提供更公平的机会，使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学生得到有益补偿；有助于促进对正确决策和合法性至关重要的多元化领导以及种族间互动和社会和谐等。此外，支持者认为少数族裔中的“成功者”还能够产生社会溢出效应，为少数族裔组织和社区提供经济与社会领导，帮助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为年轻人树立榜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社会中对本族裔的偏见等。美国的大多数高校和因其受益的少数族裔总体比较支持高等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前者认为这合乎美国的宪法和社会价值观，后者认为因资源不均衡等而在教育发展权上不占优的少数族裔应当获得一定补偿。
然而，反对的观点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政策是一种具有特殊化性质的“资源扭曲”。其实质是将接受高等教育的有限名额转移至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身上，赋予他们更为特殊和优先的教育权利，不仅会损害通过其他程序获得录取的多数族裔和部分少数族裔学生的利益，还有可能导致教学标准降低、大学质量下降等问题。同时，一些反对者还认为，平权运动也会伤害因其受益的少数族裔学生，如助长他们无法靠自己取得成功的刻板印象和其他感受到不公正的学生群体对他们的消极态度，并导致他们产生自我怀疑等不健康心理。除此之外，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内部也可能因平权运动覆盖面的不均匀性而产生分化，例如其中的未受益学生可能比受益学生更难向劳动力市场证明其能力。
在高等教育领域感受到“反向歧视”的白人和亚裔大多比较反对平权运动，他们往往因学业表现和录取率的不匹配感到不满。一些数据似乎从侧面证明了他们在入学高校时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分数标准和招生名额限制。研究发现，在常春藤盟校等具有更多生源选择权的学校的本科生录取中，白人学生的SAT平均成绩要比非裔学生高310分，然而亚裔学生的SAT平均成绩比白人学生还要高140分，前者的差距是官方公开承认的平权运动政策的自然结果，但后者的差距则没有被解释。此外，许多常春藤盟校在几乎重合的时期里经历了相似的亚裔学生招生变化：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校的亚裔入学率几乎都在1993-1995年期间达到顶峰，随后却十分微妙地逐渐稳定在16%上下的水平，亚裔也常常指控美国一些高校人为控制了其录取率。但这些数据也被驳斥存在一定的统计偏差和特殊性，夸大了高等教育领域的种族歧视问题。
图片：1990-2011年，亚裔18-21岁人群和精英大学招生趋势 来源：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简言之，尽管支持和反对两方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支撑性观点与证据，但争论的焦点仍集中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本身，即高等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究竟是保护了部分处于劣势的少数族裔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还是导致了针对一些学业表现总体上优于前者的族裔的“反向歧视”，转移和侵害了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观念之争难以产生一个相对明确的结果。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美国高校的招生几乎都是“黑箱”，其在录取学生时究竟如何运用种族因素、考官等个人因素将如何影响录取结果等在大多时候都无从得知，而且几乎所有大学都不约而同地否认了其在招生中存在种族歧视行为。各类录取率的统计都有可能存在误差或者包含为证明特定结果的精心设计，种族歧视在数据上的难于证明使得白人和亚裔等群体需要进一步寻求司法判决来争取权利。但司法判决本身也是一系列的人为解释，导致高等教育领域种族平等问题的司法斗争同样呈现出激烈、复杂之势。
（二）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种族平等问题的司法斗争
白人、亚裔学生个人和相关团体是反对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主力军，并主要通过司法手段为本族裔不断争取权利，因而最高法院等联邦法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78年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就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合宪性作出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当时，一位白人学生艾伦·巴基起诉了加州大学，称该大学医学院的特殊招生政策将100个名额中的16个保留给了少数族裔学生，而这些学生的成绩普遍不如自己，这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最终，美国最高法院以5：4作出了罕见的“双重判决”，一方面裁定加州大学的种族配额制违宪，该校医学院必须录取巴基；另一方面则授权大学可以使用种族作为录取学生的其中一个但并非唯一一个因素，原因是这样做有助于学校实现多元化的目标。
然而，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在深层上存在矛盾性，究竟种族因素可以被美国高校使用至何种程度，高校中怎样的少数族裔占比才符合多元化目标……这些被模糊处理的问题留下了司法“隐患”。美国高校在录取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解释权，在多元化目标下几乎所有的录取结果都可以解释为合乎宪法，而不满的白人和亚裔群体显然不会接受高校的说法，他们持续上诉以求得合理的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后来需要不断审查高校平权运动措施的合宪性，而有关裁决实际上也因其模糊性等而难以平息高等教育领域的种族平等之争。巴基案的判决也体现了美国社会对平权运动的复杂斗争和矛盾心理，法官在作出任何裁定时，都要谨慎考虑其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以及接下来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可能影响。
来源：Medium
此后，美国联邦法院也在涉及高校“种族歧视”的关键诉讼案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其司法解释。在霍普伍德诉德克萨斯大学案（Hopwood v. University of Texas）中，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法学院拒绝的四名白人原告将该大学一路起诉至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质疑其招生政策。该法院于1996年裁定法学院的招生政策违宪，认为没有令人信服的国家利益来保证可以在录取决策中将种族作为因素之一。这是第一个针对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成功挑战，也在一定时期内结束了德州公立学院和大学中对平权运动政策的使用。
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格拉茨诉博林格案（Gratz v. Bollinger）和格鲁特尔诉博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中又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裁决，为美国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运动政策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标准。在格拉茨诉博林格案中，最高法院审查了密歇根大学在本科招生中使用的150分制，裁定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可以因其种族自动获得20分的政策违宪，并且指出这一政策并非为该校声称的多元化利益而量身定制，违反了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在格鲁特尔诉博林格案中，最高法院却裁定密歇根大学未违反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原因是法学院只将种族作为决定录取的多种因素之一，其不像此前格拉茨诉博林格案中的那20分一样可能会导致录取或拒绝的结果，这一种族意识招生计划足够灵活且没有过度伤害非少数申请者，足以满足严格审查的标准。这两个判决实际上表明，美国高校必须证明其选择的平权手段是为实现多元化目标量身定制的，并且要符合最高法院针对平权运动的严格审查，否则就有可能违宪。
另一具有关键意义的案件是费舍尔诉德克萨斯大学案（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最高法院在2016年的最终判决中再次选择支持高等教育招生多元化，认为对种族的考虑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利益，作为“因素中的因素”其范围足够窄，能够经受严格审查。可以发现，美国最高法院在支持多元化原则的基础上，对高校的招生政策施加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艰难地在追求多样性和保证平等待遇的宪法承诺之间寻找平衡。
图片：美国历史上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关键判例（笔者自制）
可以发现，美国历史上围绕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关键案件主要由白人群体起诉，亚裔因其有限的人数和政治参与而发声较少。近年来，由于亚裔移民的增多及其二代、三代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突出表现，许多亚裔学生、家长和相关组织也积极加入到针对高校的种族歧视诉讼中。2015年，在美国亚裔教育联盟（Asian-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的组织下，60多个亚裔团体提出申诉，要求教育部平权司和司法部对哈佛大学在招生中的亚裔歧视展开调查。另外，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作为原告起诉了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经过长时间斗争后将案件诉至最高法院，其也一直受到众多亚裔团体的支持与声援。该组织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指责哈佛在招生中歧视亚裔学生，为他们设置了配额和比其他种族申请者更高的标准；针对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诉讼则认为该大学通过优先考虑非裔、西班牙裔和美洲原住民的方式来歧视亚裔和白人申请者。目前，两所大学都在联邦初审法院获胜，有关哈佛大学的判决还得了联邦上诉法院的进一步确认，预计最高法院将在2023年6月前作出裁决。
目前来说，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诉讼案走向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最高法院近年出现的保守派倾向。特朗普提名的三名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布雷特·卡瓦诺、艾米·科尼·巴雷特的加入使最高法院呈现6：3的保守派多数格局，即便是接替退休的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的美国首位黑人女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的上任也无法改变这一局面。这很有可能会改变此前最高法院在高等教育领域一方面支持多元化原则、另一方面禁止使用种族配额的基调。杰拉尔德·N·罗森伯格等学者认为，最高法院目前的成员构成很适合“无视民意”，而且其传统角色就是阻止政治和社会变革。最明显的迹象之一是其关于堕胎权的态度，尽管民调显示六成左右的美国人认为堕胎在所有或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是合法的，但最高法院还是积极转向了翻转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方向。
可以说，现任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深刻影响美国平权运动未来的发展，一旦其中的保守派法官选择忽视社会压力，作出针对平权运动的消极判决，高等教育领域以多元化和包容性为主调的局面可能会被迅速改变。
图片：美国现任最高法院（时间截至凯坦吉·布朗·杰克逊就职大法官前） 来源：CNN
（三）美国的州和高校改善和挑战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尝试
在高等教育领域种族平等之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美国的一些州和高校也在尝试挑战平权运动或缓解其带来的副作用，最经典的两个应对措施是出台针对平权运动的禁令和实施种族中立的替代性方案。
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美有九个州出台了禁止在大学招生录取中实施种族偏好计划的法案、倡议和行政命令。加利福尼亚选民1996年以54%：4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第209号法案（Proposition 209），禁止州、地方政府、学校等在公共就业、教育或承包中基于种族、性别、肤色、族裔血统等实施任何个人或群体优惠待遇，加州由此成为美国第一个明确禁止平权运动的州。1997年，加州大学成为全美第一个公开废除平权运动的公立机构，宣布以后在招生、雇佣等时不再照顾少数族裔。其他州的平权运动禁令还包括1998年华盛顿州“200倡议”；1999年名为“一个佛罗里达计划”的行政命令；2006年密歇根州民权倡议；2008年内布拉斯加州民权倡议；2010年亚利桑那州第107号提案；以及2012年新罕布什尔州众议院第623号法案和俄克拉荷马州平权运动禁令修正案。
但这些反对平权运动的禁令也在一些州面临反弹。德克萨斯州1996年的平权运动禁令就在前述2003年格鲁特诉博林格案中被推翻。在加州，呼吁恢复平权运动的人强调平权运动禁令对州立大学产生了不良影响，如损害非裔、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的入学率等，因而相继推出了SCA-5法案和第16号提案（前身是ACA-5法案）以挑战第209号法案。尽管这些挑战性法案都未获得通过，但生动反映了美国社会针对平权运动存废的分歧普遍存在。
图片：美国的州平权运动禁令的近期历史 来源：Brookings
另一方面，美国禁止平权运动各州的许多高校实施了种族中立的潜在替代方案，其中最著名的是旨在维持高校多元化水平的百分比计划。1997年，德克萨斯州通过了众议员第588号法案，率先实施了前10%计划，要求州立大学录取所有州公立高中排名前10%的毕业生。2000年，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人才20计划（Florida Talented Twenty Program），保证任何在州公立高中排名前20%的学生都能进入至少一所州公立大学。2001年，加利福尼亚州实施了地方录取资格（Eligibility in Local Context Program），授予所有在高中班级排名前4%的毕业生进入一所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中的学校的资格，2011年这一比例提升至9%。
但一些州的百分比计划实施范围小、限制条件多，导致其效果有限。德州的前10%计划保证的是任何公立大学的录取，但佛州和加州的百分比计划只承诺在州立大学系统中的一些学校招生。而且佛州的百分比计划还具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即只有已被拒绝进入该州的至少三所公立学校的学生才能享受到人才20计划，其实际上对改变招生结果的影响很小。可以说，百分比计划在增加少数族裔在顶尖州立大学的代表性方面影响较小，大多都未能成为替代平权运动的良性方案代表。
总而言之，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国内的联邦和地方、团体和个人围绕平权运动到底是在“保护弱势”还是“逆向歧视”而争论不休，并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互相斗争，其实质是不同群体对“平权”及其实现方式的差异化认知以及由此展开的各种博弈，不同力量在高等教育领域种族平等问题上的拉锯战也不断撕裂着美国社会。
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初衷是减少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实现多元化目标，但却在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越平权越分裂”，而这种十分难以破解的困境有其深层的社会根源。
第一，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趋势日趋明显，其中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种族平等问题的态度也相应存在族裔分歧和党派分歧。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高达73%的美国人都认为大学在招生时不应考虑种族或族裔，但这一观点在白人中的比例最高（78%），随后依次是西班牙裔（65%）、黑人（62%）、亚裔（58%）。而且族裔内部尤其是亚裔内部也存在明显分歧。常常申诉本族裔在高等教育领域遭受了“反向歧视”的亚裔中有近一半人认为不应将种族因素作为大学招生时的主要或次要因素。这一方面似乎能与特朗普得到一半左右亚裔选民的支持的现象相对应，代表多元文化价值、近年来主要支持民主党的亚裔中的部分人因在高等教育招生等事务中感到了明显的不公正而转向了共和党；但另一方面这一比例也意味着亚裔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并不反感高等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反映了该族裔内部的广泛分歧。比如，有一些亚裔认为本族裔被保守派用作为废除帮助其他少数族裔的政策的政治工具，亚裔在高等教育领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被夸大了。同时，这一问题上的党派分歧也十分明显。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人（85%）比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人（63%）更有可能表示种族或族裔不应成为大学录取的一个因素。上述趋势也凸显了上届大选时特朗普庞大的白人选民基础，因为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白人认为自己受到的歧视与黑人等少数族裔一样甚至更多。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众多民调显示美国社会目前存在两种看似矛盾的“共识”，即从广义上支持平权运动的民众仍然占多数，而反对在高校招生中给予少数族裔优待的观点也具有普遍性。或者说，美国民众对作为政策的平权运动和实际运用中的平权运动的态度与感受有明显差异。美国的平权运动逐渐沦为一种“为平权而平权”的政治口号，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美国社会的种族平等问题，反而因模糊化的执行与多重标准等加剧了社会分裂。
图片：来自不同种族或族裔群体的大多数美国人表示大学在招生时不应考虑种族因素 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第二，联邦主义和州权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中持续碰撞。美国最高法院几十年来不断对其就高等教育领域种族平等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进行调整和完善，却又无法在全美形成比较统一的、具有共识的司法判决。美国的一些州则充分利用宪法范围内的自主权，选择不遵照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自主颁布了禁止平权运动的法案。但最高法院也曾推翻地方性法案，作出与一些州对种族平等的理解不一致的裁决。同时，联邦政府有时基于政治目的的介入也会使高等教育领域的种族平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例如，特朗普政府时期司法部曾起诉耶鲁大学，指责其在录取中歧视白人和亚裔，这背后隐含的是多数共和党人对平权运动的不支持态度及其与民主党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联邦至上和州权至上两种思潮的不断碰撞成为限制美国社会形成针对平权运动的良性共识的阻碍，进一步撕裂了国家认同。
第三，美国平权运动强化了身份政治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对抗。平权运动实际上在反复强调部分少数族裔受歧视的境遇，无论是否真实存在，这都强化了这部分群体的受害者心态和集体认同，使其更倾向于追求身份政治，国家认同反而逐渐被淡化。不同族裔各自在平权运动中的差异化感受也使其更容易“抱团取暖”，高等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斗争也经常以种族划线，实际上不利于种族团结，也不利于少数族裔建立超越族裔认同之上的整体性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简言之，美国两党、联邦和地方、不同族裔等之间的分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力量围绕高等教育领域的种族平等问题展开激烈博弈，身份政治的日益凸显则导致国家认同更难以得到持续构建，使美国社会陷入越平权越分裂、越分裂又越难以就平权问题达成共识的恶性循环。
种族平等是平权运动的核心要义之一，平权运动的发展历程也已深深融入了美国种族关系的历史之中。实际上，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激烈的种族平等之争是整个美国平权运动发展状况的缩影，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州、学校等都在不断尝试调整平权运动的方向，但仍然难以破解社会中“越平权越分裂”的困境。最高法院接下来关于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相关案件的裁决是否将改写以往高等教育领域平权运动的判例有待进一步追踪与观察，平权运动的未来走向将如何影响已日益极化和撕裂的美国社会也值得继续分析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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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Thomas Fuller, Shawn Hubler, Tim Arango, Conor Dougherty, “A Big Win for Democrats in California Came With a Gut Check for Liberal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05/us/california-election-results.htm
【26】Thomas Peele, Daniel J. Willis, “Dropping affirmative action had huge impact on California’s public universities,” EdSource, October 29, 2020,
https://edsource.org/2020/dropping-affirmative-action-had-huge-impact-on-californias-public-universities/642437?amp=1
【27】Valerie Strauss, “Why 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 is still needed in college admiss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0,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ducation/2022/01/30/needed-affirmative-action-in-college-admissions/
【28】孙碧：《平权运动误伤亚裔？——当代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种族配额”与“亚裔歧视”》，载《比较教育研究》，2018年第2期，第96- 103页。
【29】周顺：《美国平权运动及其对政治认同的影响》，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9期，第98-105页。
本文作者：
陈思涵
本文审校：
葛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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